杜预注：言鬼神之情，依民而行。
盖天子、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。然则咎征都包括哪些征验呢？庶征本文也列出了五项：一是狂，恒雨若，二是僣，恒旸若，三是豫，恒燠若，四是急，恒寒若，五是蒙，恒风若。
胜过一切微细惑障，不被己谩：是之谓克。孔颖达《疏》归结得更加明白：貌是容仪（举身之大名），言是口之所出，视是目之所见，听是耳之所闻，思是心之所虑。其中四项所询，包含询庶民一项，但占比为最后一项。如果是龟从，筮从，卿士从，庶民从，是之谓大同，此种情况下做出的决定，必定万无一失。归市者弗止，芸者不变，诛其君，吊其民，如时雨降。
《洪范》第一畴所警示的，是权力的最高执掌者，无论兴业还是举事，都必须顺乎天道，本乎自然，合乎民心。我们先看看王弼的注：夫民可与习常，难与适变。两宋时期的师道复兴和士大夫主体精神，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政教文明演进的特别意义。
宋代士大夫推动两宋重建儒学的思想动力，来自于他们内心师儒之道以立的主体意识。其实，师道复兴不仅涉及教育领域、学术思想领域的问题，还涉及一个更加重大的问题：宋代儒者强调继承早期儒家的士人精神，重建由儒家之道主宰的庙堂之治，实现儒家政教文明的转型。为什么唐宋变革以来，儒者开始将周孔之教转型为孔孟之道？这不仅是一个名称表述的差别，其背后正是政教形态转型的影响。当时濂、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，而睢阳戚氏在宋，泰山孙氏在齐，安定胡氏在吴，相与讲明正学，自拔于尘俗之中。
朱熹特别将自己的老师李侗列为道统人物，更是表达了自己要传承这一千年师道精神的宏愿。[2]全祖望：《庆历五先生书院记》，载《全祖望集汇校集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，第1037页。
李若水肯定上古时代的圣王序列：盖尧、舜、禹、文、武、周公之成烈，载于《书》，咏于《诗》，杂见于传记。推动庆历新政的主体是以范仲淹为首的士大夫集团，他们既是一个推动政治改革、主持新政的政治集团，又是一个倡导复兴师道、重建儒学的学者集团。（《沧洲精舍告先圣文》）从孔、颜、曾、孟，到周、程、邵、张、司马、李，他们均是士人师道精神的典范，也是道统的传承者。因此，要在两宋以后真正实现王道型的政教理想，最根本的出路是士大夫主导的师道复兴。
关于宋儒的师道复兴与书院教育的密切联系，明清之际大儒王船山曾经有评论：咸平四年，诏赐‘九经于聚徒讲诵之所与州县学校等，此书院之始也。良才美质，何世无之，而后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，以夫师道之不立故也。师之犹言法也，礼义所从出也，道德以为法也……自古圣帝明王，未有不由师而后兴也。但是宋儒之所以敢于、善于创通经义，同样源于对师道精神的坚守。
师道与道统论的密切联系，反映出师道复兴与宋学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。所谓师法其实是希望庙堂之上的经师通过经义解说，为朝廷建构秦政的制度与治理提供文献咨询与理论论证。
朱熹在担任湖南安抚使的时候，将自己修复岳麓书院看作一种对师道复兴的追求：契勘本州州学之外复置岳麓书院，本为有志之士不远千里求师取友，至于是邦者，无所栖泊，以为优游肄业之地。范仲淹主持睢阳书院，并且为之写记以论述自己的书院教育理念。
所以在两千多年的儒学史中，发展出两种士大夫类型：一种是大夫型的汉儒，另一种是士人型的宋儒。宋儒以师道明正学的学术追求，推动了两宋的儒学重建与宋学崛起。[3]钱穆对宋学精神的概括是很精准的，革新政令、创通经义、书院教育三个方面确实表达出崛起的宋学精神，而且这三个方面也能够鲜明体现出师道的主导作用。其实，自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一直存在两种权威：一种是君主权力的权威，另一种是圣人文化的权威。胡瑗等宋初三先生以师道明正学的思想行动，得到了当时诸多大儒的高度评价。北宋发生的几次重大而有影响的政治改革运动，正是朝野不同士大夫群体广泛参与的结果。
全祖望对宋初学术的总体情况，有一个重要概述： 有宋真、仁二宗之际，儒林之草昧也。汉儒以五经为核心经典而建立的儒术，就是这样一种学术类型，这正是陈寅恪所说的儒学特征：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，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，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，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。
故人臣能使其君视民如伤，则王道行矣。而宋代似乎不同，作为儒学变革主体力量的士大夫，他们主要是在民间或者地方推动政教变革。
（《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》）事实上，朱熹一直将官学之外的书院创建，看作一项复兴师道的重大举措。[4]陈荣捷：《朱子新探索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7，第287页。
道统论的系统理论是由南宋张栻、朱熹所确立的，他们二人均通过师道复兴而建构儒家的士人道统论。大夫型汉儒拥有庙堂儒家的地位，他们在学术上标榜师法，其师的身份是朝廷的博士，突显其官员（大夫）政治身份的认同。宋儒虽然承认三代圣王相传的先王型道统，但是更强调孔孟儒家所传承的士人型道统。三、师道与政教转型 两宋的师道复兴，推动了宋学的兴起和发展，同时还引发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，即从汉学型的政教形态转型为宋学型的政教形态。
宋代士大夫希望推动的政教形态转型和建构的孔孟之道，体现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士人的思想视角，而孔孟之道恰恰是士人人格和师道精神的典范。张栻在为静江府学宫创建周敦颐、二程等道学学者的三先生祠堂时，向士林表明这一切均是为了复兴师道，他反复指明师道的意义所在： 师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。
我们发现，士大夫与师的身份认同和历史上不同的学术形态也有密切关系。南宋前期作为民间儒学的理学大盛，同时书院也大盛。
故《传》曰:‘国将兴，尊师而重道。（《宋名臣言行录后集》卷十一）作为政治集团，他们得到宋仁宗支持而发动了庆历新政，推动了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教育各个领域的革新。
而比年以来，师道陵夷，讲论废息，士气不振，议者惜之。根据宋儒的看法，师道是在王道不可实现的历史局面下，儒家士人不得已的追求，而且王道的实现并不像汉唐一样完全依赖于帝王。的确，儒家尊师的思想传统与中国传统政教形态密切相关。学界普遍关注的道统论，其实是与师道复兴同时发生的。
而且这两种权威有着密切的关联，君主的政治权威需要圣人文化权威的维护，而圣人文化权威往往需要得到君主权力的认可。（《宋论·真宗一》）他认为宋学由初起走向大盛，与以师道复兴为目标的书院密不可分。
故言治者若无预于学，而求道者反不涉于事。汉学讲究的师法其实是强调朝廷礼义法度的官方标准，因为汉儒解经的目的是为朝廷制定礼法制度服务。
四书作为民间士人的讲学记录，突显出儒家士人希望在政教形态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要求，弘扬的是士人的师道精神。[5]在这些材料中，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：在宋学兴起以前的道统论中，以帝王之位上接三代先王道统的说法占据主导地位。
